英国《经济学人》1月11日文章，原题：悲观主义是世界主要的经济问题 积极的心态往往能帮助情绪低落的人走出困境，反之，悲观的预期也可能会成为一种自证预言（指人们基于既有预期采取相应行为，最终导致预期结果自然实现的过程——编者注）。政治人物同样深谙此理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美国深陷能源危机与滞胀之际，时任总统卡特曾警告，真正的危险是一场侵蚀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的“信心危机”。数十年后，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也认为，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源于一种“通缩心态”，并试图唤醒家庭与企业的信心。当下，不少国家社会情绪中的正能量十分缺乏，弘扬正能量应当被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目标，以提振经济。
悲观情绪正在全球蔓延，并呈现出持久化趋势。美国消费者信心接近历史低位，欧洲整体经济信心指数已连续3年低于长期平均水平。一项覆盖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欧盟国家及日本共2.7万名选民与企业领袖的调查显示，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认为，下一代的生活将更加艰难，而现有制度的资源明显向富人倾斜。部分国家的公众还认为公共机构效率低下、资源浪费严重。
其他调查结果同样印证了这种情绪。在一项覆盖近6万人的国际民调中，英国和日本的经济悲观者数量约为乐观者的两倍；在德国，悲观者与乐观者的比例甚至接近12比1。
持续性的悲观情绪，已成为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制约因素之一。当社会情绪整体偏悲观，经济体往往会以削弱政策效果、扭曲政治决策的方式作出反应。凯恩斯曾以“动物精神”强调信心与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核心作用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席勒认为，消极叙事带来的悲观情绪会像传染病一样在群体中扩散，塑造个人的行为方式，其影响甚至超出传统经济模型的预测。如今，这种情绪在发达经济体中根深蒂固，正演变为一种自我强化的增长拖累，表现为投资减少、零和思维（双方博弈，一方得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吃亏；一方得益多少，另一方就吃亏多少——编者注）抬头，以及令财政纪律难以维系的政治环境。
悲观情绪首先体现为一种“不确定性冲击”。当未来愈发黯淡，不确定性增加，家庭与企业会推迟那些一旦作出便难以回撤的高风险决策。悲观情绪的短期影响已然显现：尽管美国GDP保持增长，但招聘人数和离职员工数量的比例较疫情后的峰值低了约1/3，劳动力流动放缓拖累整体效率。欧元区2025年的家庭储蓄率高达15%，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。信心不足还可能与生育率走低、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等社会变化相关。
悲观情绪的另一种表现，是普遍认为经济体系“不透明”，从而助长“零和思维”的传播。当人们相信某一群体的收益必然以他人利益受损为代价时，就更倾向支持将重心从经济增长转向财富再分配和保护的政策。相关研究发现，在多个发达国家，认为国家制度“偏心”富人的人，更容易认为财富应该进行再分配。类似心态也塑造着人们对移民、贸易和技术变革的看法。研究显示，零和思维者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和更严格的边境管控。在技术领域亦然，美国青年调查中，认为人工智能“摧毁机会”的人数是认为“创造机会”的3倍以上；在上述跨国调查中，七成受访者支持对人工智能企业实施严格监管和重税。其结果可能是形成承诺保护财富却削弱增长的“堡垒型经济”。
悲观情绪带来的最后一重风险，在于它削弱财政纪律。当选民对未来缺乏信心时，对短期痛苦的容忍度随之下降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瑞典的财政紧缩之所以成功，正是因为社会普遍相信牺牲终将得到回报。而在缺乏这种信念的环境下，紧缩往往难以为继。2010年后，南欧国家在经济停滞中推进财政整顿，遭遇强烈抵制。情绪低落的选民更倾向奖励“缓冲冲击”的政策，而非节制，使赤字居高不下、通胀更难控制。如今，对全球经济最大的威胁炒股配资查询，已不只是数据本身，而是被悲观情绪塑造的政治生态。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让社会情绪变得更加乐观，以推动经济发展。（蒋礼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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